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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支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处理的法律分析

来源:重庆项目投融资律师   网址:http://www.cdqkqsls.com/   时间:2015-11-11 09: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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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原告:宜昌华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久实业公司)。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三峡分行江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江南支行)。

  案外人:宜都市华杰金属回收再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杰回收公司)。

  案外人:支票提示付款人。

  2005年4月20日,华杰回收公司收购了案外人的金属废品,应对方“开张支票以便向单位交帐”的要求,找到存在业务往来且尚欠本单位15万余元的华久实业公司商议:本单位交纳现金400元,由华久实业公司开具一张400元的现金支票。华久实业公司应允,立据收取现金400元,同时签发了一张收款人为自己的BH/02l3740239号《中国工商银现金支票(鄂)》交与华杰回收公司。华杰回收公司当即将支票交与给出售金属废品的案外人。同年4月22日, 案外人持将大小写金额变造为49400元的支票前往华久实业公司开户银行---工行江南支行所属体育路分理处提示付款。体育路分理处工作人员发现支票用途一栏填写为“费用”,便告知说华久实业公司与银行签有委托合同,“费用”科目的现金支取限额为20000元,要求重开支票。次日,案外人仍持该号再次变造为“工资费”的支票前来取款,体育路分理处工作人员仍系前一日的接待人员,但未能识别出以上三处刮擦、涂改痕迹,支付了现金49400元。同年4月25日,华久实业公司在与体育路分理处对帐时,发现帐面不当减少金额49000元,便与体育路分理处交涉并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案外提示付款人下落不明,该案未能侦破。

  2005年4月2 8日,宜都市公安局将该支票送交宜昌市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司法鉴定。该会出具的宜刑协[2005]文检字第009号鉴定书叙称:在放大镜下观察,送检的现金支票上人民币(大写)一栏中“肆万玖仟”用途一栏“工资费”及数字“9”等文字下有部分票据格线和底纹有破损痕迹。利用CVL—380Ⅱ型文件物证检验仪中红外波段进行观察,发现支票上人民币(大写)一栏中“肆万玖仟”用途一栏“工资费”及小写数字“9”等文字下均有残留的黑色笔痕。鉴定结论为:该票据存在涂改事实。

  华久实业公司认为工行江南支行未尽善良管理人的审查义务,诉请法院判令其赔偿损失49000元。工行江南支行抗辩称其以善意且符合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审查支票的填写事项及华久实业公司的预留银行印鉴,如数支付了49400元,请求依法驳回华久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支票被涂改后属于变造票据,根据《票据法》第九条之规定,变造后的票据为无效票据。工行江南支行作为金融服务机构,应当遵循客观标准,以善意管理人的注意审查票据。而其在规定的审查内容内未能审查出票据已被变造,应当推定其有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故其对该票据以善意且符合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了审查之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工行江南支行赔偿华久实业公司损失人民币49000元,并负担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计2955元。

  工行江南支行不服判决上诉称,工行江南支行已支付华久实业公司现金49400元,并无过错,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华久实业公司在给案外人出票时双方并无真实的交易关系,且以自己为收款人开出支票,其应对过错承担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工行江南支行未能发现无须借助其它设备和仪器便可发现的支票多处变造瑕疵,向他人支付变造金额,未尽到善良管理人的审查义务,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所规定的重大过失,其对因此给华久实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华久实业公司因应华杰回收公司的要求,以收回对价的方式开具400元的现金支票,属于广义的交易行为,符合《票据法》第十条之规定,且华久实业公司以自己为收款人开出支票符合《票据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不存在过错责任。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正确处理本起典型的票据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应注意和处理好以下四个法律问题。

  一、合理界定银行善良管理的谨慎注意义务

  本案处理过程中,一、二审法院都将付款银行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作为判断其是否存在重大过错的标准,这种避免客观归责的作法应当是说合理、公平确定银行责任的明断之举。但是,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在银行善良管理义务的程度和范围上缺乏深层次的清晰论证。尤其是一审法院的判决,甚至将“未能识别出”直接作为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善良管理义务的标准,在根本上未跨出“客观归责”的误区。

  笔者认为,对银行善良管理的谨慎注意义务应合理界定,而不应无限扩张。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善良管理的义务的客观标准应当是:是否按照正常的操作规程、对规定的审查事项、用通常的技术手段、以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以充分谨慎的态度对票据履行了审查、鉴别之责。善良管理是一个主观概念,没有具体、客观的标准,仍难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善良管理的义务。依照以上标准,银行对票据的审查:

  (1)在程序上要符合《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各专业银行制定的业务操作规程。

  (2)审查的事项应符合票据法及相应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指标。根据《票据法》及银行内部的操作规程,银行对票据的审查识别限于形式审查,审查项目相对固定,如必记事项是否填全,背书是否连续,出票人的印鉴是否相符,墨迹颜色是否合规、字迹是否清晰、身份证件是否齐全真实等,而不能任意增加审查项目。在本案审理中,有观点认为:支票变造文字“肆万玖仟肆佰元”和“工资费用”的字体和笔迹与支票签发上时间单位名称等文字明显不同,银行未能质疑和把关,属于疏忽。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一是尽管我国法律不承认空白支票,但根据《票据法》第八十五、八十六条之规定,支票上的金额等事项是可以授权补记的,这为现实交易中大量存在“一票两字”的情形提供了合法基础,且法律和银行内部的操作规程均未要求支票上的字体或字迹同一,也即字体、字迹的同一不属于支票形式审查的内容。本案二审判决认为,支票不得涂改,错写应当作废重填,而案外持票人两次持变造支票向银行提示兑付的支票为同一号码,经办的银行工作人员亦为同一人,银行工作人员未能根据第一次号码发现第二次兑付的支票属于变造,亦属过失。这种要求银行工作人员记住票据号码的要求显属牵强。因为支票因错填作废的情形时常发生,而利用恶意变造的情形只是偶尔发生,故银行工作人员没有义务记住大量作废支票的号码以防范其二次再用;且银行工作人员时常调整和变动,两次经办业务的不一定是同一人,而设立登记制度则提升了银行防范义务的等级,故对票据号码的审查也不能作为正常业务情况下形式审查的事项。

  (3)审查票据的技术手段应达到通常要求。或借助仪器或肉眼直接观察,在未作科技设备鉴定的情况下,用肉眼直接观察亦属尽善良义务的正常方式和手段。当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对票据的识别,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凭肉眼观察。

  (4)审查票据应以专业人员的职业水平来要求。银行作为专业性的金融业务机构,对票据的审查应较社会上一般普通人有较高层次的识别能力。

  (5)审查票据的谨慎应高于社会上普通人注意程度。银行对票据交易安全负有管理之责,其在审查票据时应尽最大善意,高度警觉和充分防范票据的变造和伪造。

  如果银行对票据的审查达到了以上标准,则可认定银行尽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如果因技术上的原因或正常识别能力的限制,即使在客观上“未能识别出”票据的变造而不当付款,也不能简单地认定银行未尽管理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也不能认定其存在“重大过错。

  以上分析水到渠成的引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理界定付款银行善良管理的注意义务, 应将其“重大过失”的责任应建立在“应当发现”而因疏忽“未能识别出”的客观基础上,未能识别出票据的变造不能直接作为付款银行重大过失的责任依据,也即构成重大过失的前提理所当然地应排除付款人自身无法识别出的情形。现代科学技术的畸形应用使得票据变造技术精良,以致常人在正常光线下用肉眼无法正确识别出票据变造的瑕疵,而须在紫外线光下或借助其它技术手段才能鉴别。我们不能苛求银行所尽善良管理的义务建立在借助现代科学仪器识别的基础上,像使用验钞机鉴别假币那样来鉴定票据的真伪。因为票据的鉴定与钞票识别的技术难度不一样:钞票是采用特种材料、高新技术由中央银行统一印制的,可借助事先编制统一的技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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